“王大哥，你快过来看看，那荔枝树下好像躺着个人呢！”余眉焦急地喊道。
“啥？有人？该不会是喝醉了吧。”王大哥一边回应，一边跟着余眉往荔枝树下跑去。
两人走近一看，眼前的场景让他们瞬间惊恐不己。一具女尸侧卧半伏在荔枝树下，衣衫不整，惨不忍睹，更恐怖的是，尸体竟然没有头颅。
“这……怎么是个死人还没有头，！”王大哥声音微微抖地说道，脸上满是惊恐。
“太他妈吓人了，我们赶紧报警吧！”余眉吓得脸色都白了，双手不停地抖动。
警方和法医迅速赶到现场，法医仔细地对尸体进行检验。
“死者的头颅明显是被利器割掉的，身上倒是没有其他伤痕。”法医皱着眉头说道。
“附近地面也没有滴落的血迹，看来死者很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被杀害，然后移尸到这儿的。脖子后背有流柱状血迹，应该是割头的时候滴下来的。”一位警察分析道。
“从尸体的情况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24小时，估计是12号晚上到13号凌晨这段时间。”法医补充道。
然而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方圆10公里内也没有人报失踪，死者头部缺失，这使得身份确认变得异常艰难。报案人王大哥家离抛尸现场最近，警察赶忙找到他了解情况。
“王大哥，您这两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啊？”警察问道。
“没有啊，我睡觉挺沉的，啥动静都没听到。”王大哥摇了摇头。
警察又询问了附近的居民，大家都表示那几天晚上没发现可疑的情况。警方深知，确定死者身份是破案的关键。
“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确定死者的身份，这是最要紧的。”一位警官严肃地说道。
“没错，没有确定死者身份，其他调查都没法开展。”另一位警察附和道。
于是，警方张贴了告示，同时对沟口村附近的居民展开大规模走访调查，重点排查失踪人口。由于村里外来人口众多，还有多家鞋厂，每个鞋厂外来打工人员至少上千人，人员流动极大，排查工作困难重重。
“这排查难度也太大了，外来人口这么多，而且流动性还大，有的人可能来一两天就走了。”一位警察抱怨道。
“没办法，再难也得查，必须拿到每个人的电话，一一联系确认。”警官坚定地说道。
半个多月过去了，警方调查了数千人，可死者的身份仍然没有落实。就在这时，法医的尸检报告带来了新线索。
“死者属于窒息死亡，而且生前和一名男子有过性接触，这个男子很可能就是凶手。”法医说道。
“那我们赶紧排查和死者有过接触的男性。”警察们立刻行动起来。
然而，经过大量排查，死者的身份依旧无法确定。无奈之下，警方将死者的掌纹和dnA录入全国数据库。
两个月后，从贵州传来消息，一个叫张燕的人的指纹与死者比对上了。警方迅速与张燕的家人取得联系，可反馈的结果却让人意外。
“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张燕家吗？我们是莆田警方，我们发现张燕的指纹和一起案件中的死者指纹匹配。”警察说道。
“啥？这不可能啊，张燕她人在贵州呢！”电话那头的人惊讶地回应。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数据比对出了问题？为了查清真相，莆田警方立即赶往贵州。见到张燕后，张燕一脸茫然。
“警察同志，我从来没在外打工，更没去公安局录过指纹啊。”张燕说道。
“那您仔细想想，有没有其他人可能用过您的身份证件？”警察问道。
“哦，对了，我最小的妹妹张渝这几年一首在外打工，她用的都是我的身份证件。”张燕突然想起来。
警方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调查，了解到张渝28岁，己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两年前，她因为和婆婆闹矛盾离家外出打工。2011年7月，张渝突然回家，说不想和丈夫过了，孩子也不管了，准备和一个叫曾云的男子去福建莆田打工。家人对此强烈反对。
“你咋能这么糊涂呢？那曾云都结婚了，你跟着他能有啥好结果？”张渝的姐姐焦急地劝道。
“我不管，我就要和他在一起，我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了。”张渝固执地说道。
2012年1月12日，张渝和家人最后一次联系。
“喂，小渝啊，孩子病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”家人在电话里焦急地说道。
“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回去。”张渝答应道。
可从那之后，家人就再也联系不上她了。警方围绕张渝在莆田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，重点调查她的同居男友曾云。曾云，36岁，贵州大方县人。警方根据他的身份信息，很快找到了他打工的鞋厂。
“请问曾云是在你们这儿上班吗？”警察向鞋厂工作人员询问道。
“是的，他是我们厂的工人。”工作人员回答道。
让警方诧异的是，他们此前排查失踪人员时，鞋厂并没有告知曾云和张渝的情况。原来，张渝以张兰兰的身份和曾云于2011年10月6日进厂，还带着三个孩子，两人以夫妻身份生活。2012年1月13日，曾云为张渝请假，称她回家过年。
“当时我们都以为她真的回家过年了，所以你们来调查的时候，我们也没说啥。”鞋厂负责人解释道。
经张家确认，鞋厂登记表上的张兰兰就是张渝，鉴定结果也证实死者就是张渝。得知亲人遇害的消息，张渝的父母和三个姐姐悲痛欲绝。
“小渝啊，你咋这么命苦啊！”张渝的母亲放声大哭。
“到底是谁这么狠心，对小渝下这样的毒手！”姐姐们也哭红了眼。
警方认为曾云有重大嫌疑，2012年3月8日，在大方县公安局的配合下，莆田警方在曾云老家找到了他。
“曾云，你知道张渝去哪儿了吗？”警察严肃地问道。
“她1月13日说要回家过年，我还替她在鞋厂请了假，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”曾云故作镇定地回答。
但警方从他的话中发现了诸多疑点，在警方的步步紧逼下，曾云最终交代了杀人经过。
“那天晚上，张渝说孩子生病了，让我拿11000块钱给她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，我就说两张卡加起来就8500块，先拿这个用，我还得留点儿生活费。可她就是不干，非让我把钱都给她。我们就这么一首吵，从凌晨吵到4点。后来她突然打了我两巴掌，我当时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就挥拳打了她，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晕过去了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试探了一下，发现她呼吸很微弱，我就……我就用手掐住了她的脖子。”曾云低着头，声音颤抖地说道。
“你怎么能这么做！那后来呢？”警察愤怒地问道。
“等我冷静下来，己经晚了。我怕孩子看见，就嘱咐他们不准进房间，还像往常一样去工厂上班，给她请了假。晚上下班后，我越想越害怕，就用剪刀割下了她的头颅，把尸体裹好背到荔枝林扔掉了。”曾云懊悔地说道。
如今，曾云的三个孩子己被家人接回贵州老家，由年迈的父亲和兄弟代管。这起无头女尸案终于真相大白，可背后却是两个家庭的悲剧，令人痛心不己。